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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
《新京报》3·15伪书大起底  

2014-04-16 16:01:47|  分类: 伪书榜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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春回大地,正宜读书。古人作《四时读书乐》,其中写春日读书的乐趣曰:“蹉跎莫遣韶光老,人生唯有读书好。读书之乐乐何如?绿满窗前草不除。”但是,如果你发现自己捧手而读的是一本伪书,估计顿时乐趣全无。

今天是3月15日,国际消费者权益日,与书籍有关的“打假”,便是揭露出伪书。所谓“伪书”,简而言之,是对涉及图书作者、内容、营销手段等出版环节中含有虚假信息的总称。

书评周刊制作本期“伪书”专题,意在提请读者们关注伪书,从这些伪书“榜样”,来看穿伪书,提升阅读品格,捍卫阅读尊严。阅读需要主张,从一本真书开始。

伪书四大门派

  书海无涯,遇到伪书的事情不时发生,有时是作者查无此人,或者作者存在,却鱼目混珠,穿上了“迷彩服”,“全庸”让你稍不留神看成“金庸”;有时是内容无中生有,或者由剪刀、糨糊、填充物加工而成,真假难辨。你不得不承认,制作伪书者之良苦用心,伪书中却不乏“榜样”,甚至有一些成功包装后,发行过百万,流毒甚深。

  查无此人派  超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

《新京报》3·15伪书大起底 - vanfine -                  文峰阁

 

  查无此人派,不言而喻,这一派别书的作者纯属虚构,用一个完全不存在的外国作者名字,翻译、包装、出版了一本“外版书”。

  2003年,揭露伪书的始作俑者姜汝祥读到了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《执行力》一书,却惊讶地发现,书中有多处内容完全抄袭了自己所写的书。调查之后,姜汝祥进一步了解到,《执行力》的作者哈佛商学院管理学教授“保罗·托马斯”并不真实存在,完全是一个假借的洋学者名字。别看“保罗·托马斯”子虚乌有,“他”写的《执行力》在中国销售量竟然高达200万册,且写了一个系列,都很畅销,不仅如此,“保罗·托马斯”先生还为另一本中国人写的伪书作序。

  《第三只眼看中国》这本伪书也很神奇,作者为德国人“洛伊宁格尔”,其人完全不存在。后来,假象被戳穿,“译者”王山才是真正的作者,不过穿上了一个“洋马夹”。

  作者可以虚构,内容同样可以凭空而来,可不是写小说,而是编造事实,比如一本“励志与成功”类型的图书——《哈佛图书馆墙上的训言》。这本书的内容简介上堂而皇之地写着:“从这里退学的比尔·盖茨成为世界首富,在这里毕业的杰克·韦尔奇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CEO,从这里走出了33位诺贝尔奖获得者、7位美国总统。究竟是什么使哈佛成为精英的摇篮?究竟是什么使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?美国精神、美国梦到底包含着哪些精髓?打开这本书,领会训言中的真谛,你将找到答案。”

  然而,经过调查发现,哈佛图书馆并没有这样的训言,哈佛大学的校训是拉丁文“VERITAS(真理)”。作者丹尼·冯也承认编造“训言”的事实。

  鱼目混珠派 另类经典“金庸新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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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鱼目混珠派,利用读者的阅读习惯和阅读心理,取一个与知名作家的名字看起来特别相似的笔名,以假乱真,蒙混读者,博取利益。

  这一派别,在武侠小说中尤其流行。武侠小说名家,几乎每个人的身后都跟随着一批鱼目混珠者:对于金庸,他们炮制出“全庸”、“金康”、“全康”等笔名;对于古龙,对应有“古尤”、“吉龙”、“古龙巨”等;梁羽生则“衍生”出“梁诩生”、“粱羽生”等;卧龙生这一笔名,对应有“卧尤生”等,温瑞安在给新派武侠作家小椴撰写的序言中还称见过“温端安”、“湿瑞安”……

  这些偷梁换柱的手法被识破后,这一派别又有新招,采用“连词”技法,让人防不胜防。比如,对于金庸,他们相应取出“金庸新著”、“金庸巨著”、“金庸力作”、“金庸名著”等,仅仅看作者名字,可以说天衣无缝无法识别,有人追究,出版者便用“断句法”来对付,说什么“金庸新著”是“金庸新”所著。

  这一派别,最为牛气者,要属金庸新。他本名杨明刚,笔名“阳朔”,1964年生于吉林,活跃于20世纪90年代大陆武侠热时期,与其他两名专门写金庸小说人物混迹江湖的作者令狐庸、龙骧子合称“三剑客”。他发表了多部武侠小说,1994年以“金庸新著”的署名发表《九阴九阳》,这是金庸小说《倚天屠龙记》的续写,发行量超过400万册。2004年,他重出江湖,接受《今古传奇·武侠版》约请,写出武侠小说《十万雄师斩阎罗》,反响热烈,被该刊时任主编郑保存认为是该杂志创刊以来最富创意的作品。

  即便如此,在SOSO百科“金庸新”词条上,“金庸新”的照片却是金庸本人。

  剪刀糨糊派 拼凑书《没有任何借口》畅销百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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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剪刀加糨糊派,意思是,这一派的伪书内容,不需要逻辑,肆意剪辑,用“糨糊”或者生拉硬拽,就能“创作”出一本书。

  “比如,《没有任何借口》这本书中说:‘服从是一种美德’,‘我们要像西点军校一样讲无条件地服从’。军队能和企业一样吗?企业能简单地模仿军队的条例吗?”接受媒体采访时,姜汝祥举例说明。他口中的《没有任何借口》即是“剪刀加糨糊”制作而成的伪书典型。

  事实上,当时,美国约翰·威利出版公司(亚洲)仅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授予大陆简体版权。令人措手不及的是,《没有任何借口》尚未翻译完毕,《没有任何借口》(机械工业出版社)、《没有任何借口》(中国工人出版社)、《没有任何借口全集》(朝华出版社)就已占领市场,畅销无阻了。仅仅机械工业出版社的《没有任何借口》再版多次,销量超过200万册。

  地球人无法阻止的,不只是这本书出版发行的神速,更神奇的是内容。原书由10位美国军官和士兵讲的故事组成,强调的是人的主观能动性,而拼凑书强调的是忠诚、被动地服从,这正是姜汝祥矛头所指。

  在经管类、励志类图书里,剪刀加糨糊派最为常见,可以说是充斥市场。看看这些书名《世界500强最需要的13种人》、《自励·自助:修炼最完美的自己》、《自趋力:工作态度决定一切》、《阿拉丁的神灯:开启财富之门》,再细看这些书中的内容,便会有上当受骗的感觉。

  真假猴王派 王跃文状告“王跃文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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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真假美猴王这一派,作者名字真实存在,且一般为知名度较高的作者名,不过,书却并非知名度较高的作者所写,而是由取同一个名字的作者所写。

  2004年,湖南作家王跃文发现北京华龄出版社推出了作者名为“王跃文”的新书《国风》,并打出了“《国画》之后看《国风》”的宣传口号。在《国风》书中,有小字说明:“王跃文,38岁,河北遵化人氏,职业作家,发表作品近百万字。”事实上,河北王跃文原名王立山,做煤炭生意,在书商的授意下改名王跃文。

  同年6月,湖南王跃文提起诉讼,将河北王跃文、出版社等告上法庭,要求停止侵权,公开赔礼道歉,并赔偿经济损失50万元。法院认为,被告王跃文在没有发表过作品的情况下,宣称“发表作品近百万字”为虚假宣传,且改名行为,使人产生认为其作品是原告王跃文所创作,混淆了作品来源。最终,法院判决赔偿原告10万元,立即停止侵权行为。

  此外,王朔、冯骥才、叶永烈、池莉等作家也有类似的经历。贾平凹的长篇小说《废都》出版后,很快就在图书市场出现了署名“贾平凹著”的小说《废城》。叶永烈可以说是伪书的“重灾户”,仅仅2003年,叶永烈收集到的冒用他名字出版的伪书就达22种,大大超出了他自己的出书速度。

  2005年,周国平也遇到了另一个“周国平”。在北京图书订货会上,署名“周国平”的两本新书《纯粹的智慧》、《读禅有感悟》,前者特意用大号字体标出“周国平著”,后者在订货会征订时宣称是“周国平新作”。随后,周国平发表声明,强调“这两本书皆盗名之作,不是我写的”,“书的内容和文字风格也与我的作品迥异,十分浅薄和粗糙”。

  在声明里,周国平提出:“问题的严重性在于,我的遭遇不是个别的,在此之前已发生多起知名作家被盗名出书的事件,说明图书市场的混乱已达到何种程度。这类事件大致都是不负责任的出版社与不法书商的合谋行为。”他认为,对于伪书现象,治本之策必须依靠健全相应的法规,从整体上整治图书市场。

  案例

  1 辞书大王 “孕牛:怀孕的母牛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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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一派别,只能是特例,伪书集大成者,王同亿当仁不让。王氏雄风,今人多不察,他曾号称精通13国语言,被媒体誉为“奇人”、“辞书大王”、“当代著名辞书编纂家”、“没有军衔的将领”等,“在20多年里主编、自编词典34部,字数两亿多,平均每天编撰3万多字”。一位新华社记者在报纸上发表过一张题为“著作等身”的照片,相片上王同亿主编的书摞起来正好和他一般高。

  王同亿主编的辞书,大量抄袭《辞海》、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等。上世纪90年代,有关单位起诉王同亿抄袭,王同亿及出版相关辞书的出版社败诉。然而,王氏如同小强,生命力旺盛,2001年,他编的《新世纪现代汉语词典》、《新世纪字典》、《新世纪规范字典》等辞书又出版面世,再度刮起王氏雄风。不过,最终,出版行政机关责成出版社收回劣质辞书。

  除了抄袭,王氏还善于“卖萌”。在果壳网,一位网友晒出了王同亿主编的《语言大典》上的“销魂内容”,其中一些词条的解释是这样的:“蛇皮,自蛇的皮制的皮革;孕牛,怀孕的母牛;牛鞭,用公牛阴茎制成的鞭。”

  王氏抄袭,制作伪书,已成“王同亿现象”,用以指代“以王同亿为代表的抄袭剽窃、粗制滥造、弄虚作假等炮制伪劣辞书的违法违规行为”。

  2 军事伪书 对真相、历史的犯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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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军事类图书,是产生伪书的重灾区,在一战、二战等题材领域,多有伪作,例如,华文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署名“(美)斯莱塞”的《血战太平洋》,与京华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署名“(美)格里夫·科恩”的《喋血瓜岛》,相关内容高度重合。

  作家葛红兵接受媒体采访时,就曾举例为证:“比如温斯顿·丘吉尔写的《一战回忆录》和《二战回忆录》,我在剑桥的时候曾经读了英文原版,就发现中文版完全是套‘伪书’,被删节和修改得一塌糊涂。”

  在《我们身处‘伪书时代’》一文里,葛红兵认为:“这对读者是一种蒙骗,对作者是一种羞辱,对原作是一种冒犯,是对真相、对历史的犯罪。”

  3 心灵泔水 变质鸡汤喝了会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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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心灵泔水,时下微博上引发网友共鸣的一个热词,来自这一句话:“所谓的心灵鸡汤就是用心灵泔水提炼的心灵地沟油做的。”用“心灵泔水”来形容通俗解读经典、感悟人生品味生活、成功励志的心灵鸡汤式的伪书,再合适不过。

  2006年,于丹主讲《庄子》系列讲座,视频还在“百家讲坛”制作,新书远未发表,伪书就已出现在地摊上。当时举办了打击盗版侵权新闻发布会,主办方摆放出了多种伪书,包括《于丹〈庄子〉心得》、《于丹讲〈易经〉》等。心灵鸡汤式的图书自有阅读需求,只是被不良商家秘密“调制”之后,它会变质成心灵泔水,不仅会引发生理反应,读者的精神状况恐怕也会受到影响。

  这时候,作家李零的话值得一听。在讲到读《论语》的恰当态度时,他说:“现在有人要请孔子当心理医生,把《论语》当心灵鸡汤,他自己的心病都没人医。”

  特殊案例 由伪变真的《黄帝内经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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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“黄帝:寡人什么时候写过这本《内经》了?”(设计台 词)

  这一派别,特指古书。古代人喜好托古传道,假借古人之名写自己的文章,或往古人文集中加入自己的文章。按照伪劣内容的比例,可分为“全伪”和“半伪”。中国古代伪书有几何?《伪书通考》收录1100种,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版的《中国伪书综考》收录1200种,“但这些还不是伪书的全部”。

  在假托之作里,黄帝是“重灾户”。黄帝是传说中人物,假借他的名字,既安全,又能发挥较大影响。据《汉书》记载,以黄帝为名的书达到452篇,囊括天文、历法、五行、占卜、医学、道家、阴阳家、兵家、神仙术、房中术等,几乎无所不包,却全是后人所作,也就是说,全是伪书。除“全伪”之外,还有一部分书真伪夹杂,难以分辨。胡适考证《墨子》真伪,确定其中有些篇章是假的。梁启超考证“部分伪绝对决定者”,包括《老子》、《墨子》、《庄子》、《韩非子》、《楚辞》等多种。

  不过,数千年以来,对于这些古代伪书,人们积非成是,也予以接纳,最终它们成为了古代经典,被广为研读。这反映了伪书的演变过程,伪书同样具有社会文化价值。


制作伪书,所为哪般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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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制作伪书,“炫名”是藏书家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,“诬善”是制造伪书陷害他人。

  关于制作伪书的目的,梁启超在《古书真伪及其年代》中总结为6条:托古,邀赏,争胜,炫名,诬善,掠美。这些原因古今相同,大多可以体会,唯有“炫名”“诬善”今人难于理解。因为造作伪书都是写上他人的名字,自己费了劲为他人作嫁衣裳有什么“名”好“炫”?这里以明代为例做些说明。

  明代人“不学”似乎已经成为清代以来学林共识,但明人好藏书、刻书也是不容否认的功绩。著名的天一阁就出在明代,阁主范钦官至兵部侍郎。他也有诗文集传世,但诗文都很一般,其学问也不显于世。他高龄的一生中唯一可炫耀于世的就是藏书,他藏书不仅多(约7万卷),而且多抄本,抄本多是稀见之书、是奇书,能藏奇书是可以炫世的。与范钦同时代的丰坊更是一个怪人,时人张时彻(也是范钦的朋友)说他“性不谐俗,行或戾中”“由是雌黄间作,转相诋諆,出有争席之夫,居无轼闾之敬”。丰坊性格中少的是温良恭俭让;多的是羡慕嫉妒恨。他好造伪书,梁启超说丰坊藏书已经很丰富了,抄本很多,天一阁的书也多是从他那里来的,“但他犹以为未足,偏要添造些假的。如《子贡易传》《子贡诗传》《晋史乘》《楚桃杌》之类,真是好笑”。梁以为他患有神经病,其实就是为了争强好胜,以能藏古人佚书而自豪,没有就造一个。

  “诬善”则是用制造伪书来陷害对立面、或心中所恨的人。如宋代魏泰撰写了笔记《碧云騢》一书,署名梅尧臣。书中多是诬蔑当时著名朝臣如范仲淹、夏竦、文彦博、狄青的传言,目的就是给梅尧臣招来怨恨。

  □王学泰 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


梁启超 教你辨识伪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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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“中国旧学,十有九是书本上学问,而中国伪书又极多,所以辨伪书为整理旧学里头很重要的一件事。”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一书中,梁启超在论及“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”时,特别以一个章节的篇幅来探讨“辨伪书”。

  梁启超认为,宋朝学者“疑古最勇”,司马光、欧阳修、朱熹等都是辨伪先锋。到了清朝,辨伪更加兴盛,尤其可贵的是,清儒尊重古书,“能发明辨伪方法而善于运用”。梁任公简要列举了他们辨伪的方法:

  1、从著录传授上检查,即从流传渊源来检查。比如,东晋《古文尚书》,和《汉书·艺文志》所载的篇数以及其他书所载的篇名都不同,这表明不是原本。

  2、从书中记载的事迹、制度或所引书上检查,涉及事实内容,只能后人征引前人,不会前人征引后人。任公举例,《史记》记载了汉元帝、汉成帝时期的事情,元帝公元前49年即位,但司马迁在公元前90年前后已经去世,“故知《史记》有一部分靠不住”。

  3、从文体及文句上检查。各个时代文体不同,可以此为突破口。比如,《黄帝素问》长篇大段讲医理,不只是夏商周三代以前,就是春秋期间也没有这样的文体。所以,此书年代,可以定在汉代,最早不过战国末期。

  4、从思想渊源上检查。上面讲的是各个时代有其时代的文体,思想也是如此。如,《管子》里有驳“兼爱”,不是在墨子之后,不会发生这种问题,“故知这书决非春秋初年管仲所作”。

  5、从作伪者所用的原始材料上检查,发现其露马脚之处。如,《古文尚书》把荀子引《道经》的“人心之危,道心之微”和《论语》的“允执其中”连起来,造成所谓“十六字心传”,意义却连接不起来。

  6、从原书佚文佚说的反证上检查。已经佚失的书,后人伪造。若从别的书发现所引原书佚文,为今本所无,便知今本靠不住。

  在梁启超看来,这些检查书籍真伪的方法,虽然不完备,但重要的辨伪方法都在这里,可方便有心人提出问题、解决问题。除了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,梁氏所著《中国历史研究法》谈到史料鉴别时也曾提出辨别伪书的“十二条公例”,可参考。需要说明的是,所探讨的对象虽然是古书,但其辨伪方法,用以辨别时下出版的书,仍然能发挥作用。

  新京报记者 吴亚顺

  造假溯源 古今伪书何其多

  制造伪书,在中国早有传统。本报特邀学者王学泰对此进行了追溯。

  笑谈 郭沫若为伪书“论证”

  郭沫若先生为之著文论证与吹捧,“坎曼尔”遂成为“唐宪宗元和年间安西地区对汉族文化有相当研究的回鹘诗人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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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考古这个透明度远远不够的学科领域也要警惕“坎曼尔诗签”案的前车之鉴。

  从戏说“历史”的电视剧普及以来,文化界关于伪书的警惕意识越来越淡薄了。像“孔子遗嘱”(所谓《子寿终录》)“光绪皇帝在京师大学堂的演讲”等极其鄙陋、可笑的伪造居然也能登载在一些较为严肃的网站上,被一些文化人传来传去。这让我想起“文革”中轰动一时的“坎曼尔诗签”这个“伟大的考古发现”(经我的同事杨镰考证,“坎曼尔”完全是子虚乌有人物,所谓“诗签”也系新疆博物馆两个工作人员伪造)。郭沫若先生为之著文论证与吹捧,“坎曼尔”遂成为“唐宪宗元和年间安西地区对汉族文化有相当研究的回鹘诗人”,“坎曼尔的作品”如《诉豺狼》之类还进入了中学教科书,弄得人人皆知,直到如今仍被当作“精品”载入《唐诗精品鉴赏辞典》。当年的学术泰斗、教育工作者、现今的出版人不能不说是文化人,不管他们出于何种目的对于文化的真伪竟如此麻木,不能不让我悲哀。

  人们痛恨假医假药、假名牌、假产品,而对于伪书却觉得这些无伤大雅,有的甚至觉得很好玩,认为辨伪者是多此一举。这些人不懂得造作伪书者除了名利的目的外,还有一个顾颉刚先生所说的“伪造历史”的目的。他在《古史辨》第一册的《自序》中就讲到“有许多伪书是用伪史作基础的,如《伪古文尚书》、《古三坟书》、《今本竹书纪年》等”。

  追根 古人作伪有“传统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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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先秦时期,人们作伪书大多是要推行某种主张,为了增加自己著作的权威性而署上圣贤之名。

  造作伪书是从什么时代开始的呢?应该说从有书那一天起就有了伪书。不过先秦时期,人们没有著作权的意识,那时写书并非是为了扬名、大多是要推行某种主张,为了增加自己著作的权威性,作者往往爱署上一个古代圣贤的名字,读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可见这类著作之多。如“《伊尹》五十一篇。《太公》二百三七十篇。”伊尹是圣君商汤辅臣,太公就是姜太公,周文王的辅臣。医学经典——《黄帝内经》更假名人文始祖所著。这些都是借圣贤以推销自己的作品。另外,先秦是百家争鸣的时代,每家都要宣传自己的观点,当他们所写的文字要集合成书时候,多用自己学派创始人的名字来署名,例如《庄子》共33篇,大多学者认为内7篇出自庄周之手,外、杂篇则是庄子后学所作,《墨子》《管子》《商君书》也有这个问题。这类典籍一般不将其视为伪书,然而学者使用时一定要明白这些书中的观点未必都是庄周、墨翟、管仲、商鞅的。

  经过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和所实行的“挟书律”(民间和个人一律不得藏书)之后,文明大倒退,这给汉代实施文治带来很大困难。汉文帝和文帝之后多次向民间征求书籍,诱之以利禄。重赏之下,何求不得,这对搜罗散落民间的佚书起了很大作用,但也刺激了伪书制作,甚至形成伪书泛滥局面,不仅伪造先秦诸子制作,在罢黜百家、独尊儒术之后,假借圣贤之名伪造了众多的谶纬之书。汉儒认为有经必有纬,于是,他们为“六经”和《孝经》制造了许多相应的纬书。

  汉儒们自己造伪书,还使用和迷信伪书,甚至深信他们假借圣贤、伪托孔子的著作就是古圣先贤为大汉王朝所做的先期设计。汉代的《韩勑碑》中说“孔子近圣,为汉定道”;《史晨碑》中说“西狩获麟,为汉制作”。汉儒倒果为因,于是孔学、儒学就成了大汉朝的“私人定制”。这种意识不仅欺骗了他人,更要命的是也迷住了他们自己,王莽就是在这种迷幻症下扮演着命运的悲喜剧。东汉的王充看到这些十分悲愤,他在《论衡·自纪篇》中说,充既疾俗情,作讥俗之书;又闵人君之政,徒欲治人,不得其宜,不晓其务,愁精苦思,不睹所趋,故作政务之书。又伤伪书俗文多不实诚,故为论衡之书。

  其实,“人君之政”、社会习俗和一代学风都与制造伪书有密不可分的关系。

  清算 最大的伪书案就是《伪古文尚书》案

  传统的经史子集中皆有伪书,但在秦代以后的两千多年中影响最大的伪书案就是《伪古文尚书》案。这个案子发于汉武帝时期的孔安国。他是孔子十一世孙。武帝末年,鲁恭王刘余要扩大自己宫室,拆毁孔府旧宅,从墙壁中得《古文尚书》、《礼记》、《论语》及《孝经》,皆科斗文字,当时人都不识,安国以今文(隶书)读之,又奉诏作书传,定为58篇,谓之《古文尚书》。除了篇目分合的差别外,还比流行的《今文尚书》多出25篇。有的学者认为“《尚书》惟今文传自伏生口诵者为真,古文出自孔壁中者尽为后儒伪作为伪造”。东晋时孔书已失传,梅赜献《古文尚书》朝廷立于学官。现在流传《古文尚书》就是梅赜献本。学者批为“伪中之伪”。

  虽然伪书之名始于汉代,并受到当时学者的指责,但伪书真正被清算却是在考据学流行的清代和清代以后。康熙间学者姚际恒写作了《古今伪书考》是这个清算的开始。其序云:造伪书者,古今代出其人,故伪书滋多于世。学者于此真伪莫辨,而尚可谓之读书乎!是必取而明辨之,此读书第一义也。

  他指出要读书第一要务是辨伪,不辨伪读书是瞎读。此书辨伪书62种,包括经部19种,史部13种,子部30种。

  《古今伪书考》开启了辨伪之风,到民国间“疑古学派”达到高峰。近年随着考古发展,一些汉代以后古人不曾见到古书现世,过去所认定的伪书未必是伪书,起码不全是伪书。如《晏子春秋》《尉缭子》等等。《孙子兵法》作者问题也得到解决。甚至《古文尚书》真伪的陈年积案随着“清华简”的出现也有望解决。然而目前考古这个透明度远远不够的学科领域也要警惕“坎曼尔诗签”案的前车之鉴。我们普通读者也将拭目以待。

  □王学泰(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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